北京大學的前身京師大學堂創立于1898年，京師大學堂于1912年改名為北京大學。1925年北京大學建立了生物學系，1952年全國高等學校院系調整時北京大學、燕京大學和清華大學三校的生物學系合并，在此基礎上于1993年成立了北京大學生命科學學院。

中國近代生物學的搖籃

—— 北大生物學系初建

1918年，蔡元培校長聘請鐘觀光為北京大學副教授，籌建生物學系和標本館。鐘觀光對蔡校長說：“愿行萬里路，欲登千重山，采集有志，盡善完成君之托也?！贝撕?，歷時十載，在全國采集并制成蠟葉標本16,000多種，共15萬號；動物500多種，木材、果實、根莖、竹類300余種。1924年北京大學以此為基礎，建立了我國第一個生物標本室。

1925年9月，北京大學生物學系建立。譚熙鴻先生為第一任系主任，兩年后由經利彬先生接替。1932年，張景鉞先生從歐洲回國，應當時北大校長蔣夢麟之聘，出任生物學系第三任系主任。

1937年抗日戰爭爆發前夕，北大、清華、燕京三校的生物學系形成了我國北方近代生物學教育中心，培養了中國第一代生物學家。張景鉞、陳楨、李汝祺、李繼侗、吳韞珍、胡經甫等一批早期留學歐美的學者，將現代生物學知識帶回中國，并培養出嚴楚江、徐仁、王伏雄、談家楨、吳階平、趙以炳、吳征鎰、沈同、陳閱增、林昌善等生物學界的杰出學者，形成了一支中國現代生物學教育和科研的專家隊伍，對我國生物學的發展產生了深遠影響。

20世紀20～30年代是我國生物科學研究的奠基時期。三校的教授和他們的學生們在我國生物學最重要的基礎研究領域，如動物、植物區系和分類學、遺傳學等方面進行了開拓性的工作。

張景鉞先生關于光照對植物形態建成作用的研究，李繼侗先生關于去頂燕麥胚芽鞘上新生頂端的出現研究，陳楨先生關于金魚家化過程的遺傳學研究，李汝祺先生對馬蛔蟲染色體研究和瓢蟲基因互作研究，都是具有一定水平的研究工作。吳韞珍先生進行了華北植物的調查和分類，繪制了近兩千種華北和云南高原植物原色精圖，推動了植物分類學在中國的發展。胡經甫先生用幾十年時間，編寫了巨著《中國昆蟲名錄》，是中國昆蟲分類學的奠基性著作。李汝祺教授早年師從美國著名遺傳學家T.H.摩爾根和C.B.布里奇斯，是第一位把細胞遺傳學介紹到中國的學者，為我國遺傳學事業的發展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抗日烽火中的“綠色園地”

——西南聯大生物學系

1937年，抗日戰爭爆發，北京大學、清華大學、南開大學三校南遷，在長沙合辦起臨時大學。11月1日，長沙臨時大學開學。李繼侗教授擔任生物學系主任。 1937年12月中旬，戰火逼近長沙，學校決定遷往昆明。1938年4月2日，北京大學、清華大學和南開大學三校在云南昆明組成西南聯合大學，同年5月4 日，西南聯大正式開學，生物學系主任仍由李繼侗先生擔任。

在抗日戰爭極其艱苦的環境下，西南聯大生物學系師生在交通閉塞的云南，利用各種途徑與外界聯系，以開闊眼界，獲得新知識。當時，杜增瑞、殷宏章、沈同和吳素萱等四位年輕教師從海外歸來，帶回了國外的新知識和先進的教學方法，使學生們開闊了眼界。沈同教授常常組織學術報告會，大大活躍了當時生物學系的學術空氣，也培養了年輕教師。英國生物化學專家李約瑟博士1941～1942年來訪，他在生物學系作學術報告，贈送一批生物學書刊雜志及幻燈片，溝通了聯大和西方科學界的聯系。

在八年抗戰的艱苦環境下，參加湘黔滇步行團的吳征鎰先生一邊步行，一邊采集植物標本，幾十年來對世界植物區系分區系統的研究取得開創性成就；趙以炳教授不失時機地研究了海拔對中國人血相的影響；張景鉞教授指導助手對云南的魔芋進行形態學的研究；殷宏章教授等在國外發表了有關氣孔中磷酸化酶的論文；牛滿江用當地兩棲動物蠑螈進行解剖及色素細胞和胚胎發育的研究工作；陳閱增草履蟲交配型的研究成果后來在美國發表；沈同教授領導的動物生理學實驗室通過動物實驗證實了云南白藥對治愈傷殘的突出功效；沈嘉瑞教授研究了“昆明滇池及洱海中甲殼類”；趙以炳教授研究“蠑螈水鹽平衡”；黃浙進行了“昆明渦蟲分類和生殖發育”的研究；李繼侗教授指導學生開展了生態學研究；湯佩松教授主持的農業研究所植物生理學研究室開展了植物生長素的研究，完成了“離體活細胞水分關系的熱力學研究”。這一工作被國際上認為是植物生理學上一個重要的理論貢獻。

西南聯大是三校優良傳統的匯合。北大博大自由的學術空氣與清華、南開科學嚴謹的管理相結合，使西南聯大生物學系成為抗戰后方的一塊教育和科學研究的綠色園地。今天北大生命科學學院嚴謹而活躍的學風，勤奮進取的精神，正是在那個時期，那樣的環境條件下形成、繼承和發展下來的。

恢復、重建，三泉匯流燕園

—— 院系調整后的生物學系

抗日戰爭勝利后，1946年10月北京大學復校。復校后的生物學系分為植物學系和動物學系，由張景鉞先生任植物學系主任，汪敬熙、莊孝僡和李汝祺先生先后擔任動物學系主任。當時任教的著名教授有陳楨、李繼侗、湯佩松、趙以炳、吳素萱、崔之蘭、羅士葦、張兆騫、李銘新等。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 1952年全國高等學校進行院系調整。原北大、清華和燕京三校的文理科各系合并，成立了新的北京大學生物學系，在燕園東區建成生物樓。曾就讀西南聯大后留學海外的陳閱增、陳德明、曹宗巽等一批學子回到北大生物學系。

三校生物學系合并后，著名的植物形態解剖學家張景鉞先生任系主任。張景鉞先生1925年獲芝加哥大學博士學位，1949年被選為中央研究院院士， 1955年任中國科學院學部委員（院士），曾任中國植物學會副理事長。當時生物學系設立了植物學、植物生理學、動物學和動物生理學四個教研室，并于 1956年在全國率先正式建立生物化學教研室。

植物學教研室主任李繼侗教授是我國著名生態學家和植物生理學家，1925年獲耶魯大學博士學位，1955年任中國科學院學部委員（院士），中國植物學會創始人之一，在北京大學生物學系創辦了我國第一個植物生態學及地植物學專門組，開創草原生態學研究。1957年李繼侗調內蒙古大學任副校長，將植物生態學及地植物學移植至內蒙古大學，并發展成為我國草原生態學研究中心。

植物生理學教研室主任湯佩松教授于霍普金斯大學獲博士，是中國科學院學部委員（院士），曾任中國植物學會理事長。他在植物代謝的諸多領域，如呼吸作用、光合作用等方面均有重要研究成果，是我國有較高國際聲譽的科學家之一。植物生理學教研室的另一位學科帶頭人是當時剛回國不久、年輕的植物發育生理學家曹宗巽。

動物學教研室主任李汝祺教授是我國著名遺傳學家，早年師從T.H.摩爾根和C.B.布里欺斯，1926年獲哥倫比亞大學博士學位。他是發生遺傳學這一分支學科的早期開拓者之一，歷任中國遺傳學會理事長。動物組織胚胎學家崔之蘭、原生動物學、細胞學家陳閱增、昆蟲生態學家林昌善、昆蟲毒理學家張宗炳是動物學教研室的主要學科帶頭人。

動物生理學教研室主任趙以炳教授是我國著名生理學家，1934年獲芝加哥大學博士學位，歷任中國生理學會理事長，是世界上率先研究冬眠生理的科學家之一。他的工作成為冬眠生理學經典工作的一部分。生物化學家沈同、張龍翔和生理學家陳德明是動物生理學教研室的主要學科帶頭人。后來，從動物生理學教研室分出生物化學教研室和生物物理教研室，由沈同和陳德明分別擔任這兩個教研室的主任。

陳楨教授在生物學系致力于中國生物學史的研究工作，并開設“中國生物學史”課程。陳先生早年在哥倫比亞大學專攻遺傳學，1955年任中國科學院學部委員（院士）。他關于金魚遺傳、變異和進化的研究是我國現代生物學的一項經典性工作。他1953年奉命籌建中國科學院動物研究所，后任所長，同時仍繼續在北大生物學系任教。

1954年沈同教授與張龍翔教授一起開始籌建生物化學教研室，并于1956經國家教育部批準在全國首先正式成立了北京大學生物化學教研室。張龍翔先生在多倫多大學生物化學系獲博士學位，后到美國耶魯大學化學系進行結核桿菌脂質化學的研究。1952年院系調整，張龍翔教授任清華、北大、燕大三校建設委員會副主任，1953年任北京大學生物學系副系主任，1978年任北京大學副校長，1981年至1984年任北京大學校長，同時任中國生物化學會理事長。

當時的北京大學生物學系匯聚了十多位全國一流的頂尖生物學家，國內許多高等院校紛紛派人到北大進修學習，生物學系的影響輻射全國，為我國高等院校中生命科學學科建設、教學建設、師資建設做出了貢獻。